德国宪法学在此的发展最为典型，可以说，德国宪法目前形成的极其宽泛的宗教自由保护范围，主要不是宗教概念扩张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对于前者，出现了从宗教仪式自由到宗教行为自由的变迁。
该项所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还适用于在作出判决前行政行为已经了结，亦即已经执行完毕而无恢复原状可能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的情形。过份推崇私法自治的价值，就中国当下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可能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固执。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行政诉讼法》（1989）没有规定确认违法判决，对违法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法院只能适用撤销判决，由此逐渐成为一个司法惯例。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使争议得以迅速解决，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合法的保护，也有利于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同时防止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相冲突。今天实务中法院对于违法的不动产登记行为适用撤销判决，正是这种误解所致。理由是登记行为过程中真正由当事人参与的仅是登记请求及登记申请两部分，这两项是私法上的权利。这种立法政策安排必然产生如下两个结果:（1）行政法必然要介入到民法领域。
[xv]马栩生:《登记公信力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由于经济力的悬殊，个人与企业之间，只有缔约与否自由，个人对于契约内容无可置喙。在具体情形中，政府要求平台报送的数据范围，可能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存在过度请求平台报送数据的现象。
例如，电商平台主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等主体主动报送数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平台，主要向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部门报送数据。由于敏感数据的公开和传播不仅会带来隐私权损害，而且还会带来政治或社会上的歧视，妨害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所以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对于企业数据权来说，实际上属于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新型财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认为: (自由) 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
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确定，不能单纯片面强调任何一方的利益，应当遵守比例原则，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赋权说认为，应当为数据主体赋权，通过数据权利主体有效制约数据滥用。
我国《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开始规定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平台根据不同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的临时协查请求，而报送相关数据。根据权利的内容不同，个人数据权又可细分为同意权、访问权、被遗忘权、纠正权、可携带权、获益权、拒绝权等多项具体权利类型。常见的临时报送数据的类型，如违法经营的登记信息与交易数据、电子商务数据信息、有关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数据等等。
平台依据协议负有保障用户数据安全的义务，如果报送后发生了数据泄露，用户有权要求平台承担责任。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数据报送事项，平台还可能通过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签订合作协议，主动报送相关数据。例如，电商平台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对于所报送的数据，存在不够全面完整的情形，甚至存在经过篡改的情形。
个人数据权很重要，平台数据权很重要，公共利益同样也很重要。数据存储日益增多的网络平台，在利用数据积极开展自我规制以实现良好平台治理的同时，还应积极主动履行数据报送义务，最大程度协助政府维护公共利益。
如果报送涉及敏感性个人数据，平台应当做脱敏处理。平台履行数据报送义务以合目的性为准则，报送的数据必须全面、完整、真实，不得经过篡改。
非赋权说则认为，数据主体不应享有绝对权利，不应当为数据主体赋权，以保障数据最大程度地流通使用。一些同决策与执法不相关的数据，时常会被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提供。个人数据权的设置应促进数据利益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性与公平性，平衡不同群体的数据利益。第四，数据分析处理程序。无论是立法者在制定数据报送义务条款时，还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法要求平台报送数据时，都应当进行审慎的利益权衡。如果平台报送的数据质量不合格，或者不依法及时主动报送数据，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正式报送前应进行一定的数据安全影响评估。狄骥认为，人作为社会的成员而生，由此应承担为维护和发展社会生活而应尽的义务。
而有效的政府监管需要平台的协助，一个良好的平台生态，应当建立在政府与平台有效对接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是政府临时要求报送的数据，还是平台日常主动报送的数据，都应当有助于正当目的的实现。
如果需要获取相关数据主体的同意，应当履行获取同意程序。总之，平台所报送的数据并不一定属于平台所有。
如果数据报送不可避免，政府也只能在有助于公共性目的实现的必要限度内，要求平台报送相关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关键就在于数据的流动和充分利用。常见的定期主动报送数据的类型，如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纳税相关信息、网络安全检测评估和监测预警信息、业务信息等。例如，几乎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网络购物，需要姓名、联系电话、支付信息、收货地址等大量数据，所以公民个人不得不把大量个人数据，提供给电商平台。
平台所控制的数据，并不一定都归平台所有。网络平台报送数据，成为了大数据时代政府获取数据越来越重要的一种方式。
在经营过程中，平台内经营者发布的商品详情、网络广告、交易信息、售后信息等大量数据，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被平台控制。我国有学者认为，新的平台经济形态要求平台履行更高程度的配合义务，无论是数据提供频率，还是被提供数据的广度和深度，都对平台提出了真正的挑战，数据报送应该在政府与平台企业的合理诉求之中寻得合理的均衡。
对于司法而言，特别是互联网诉讼的特殊性，法院可以要求平台提供相关数据作为证据，平台负有相应的公法义务。在个案查办中，监管部门在调查涉嫌违法行为时，需要平台提供双方交易账号、商品或服务的名称、交易金额、订单号等数据信息，以对具体案件进行定性，并确定处罚额度。
但无论是私主体还是公权力主体，获取数据的目的必须正当，获取数据的方式必须合法，获取数据的范围都存在边界。有权利必有义务，履行义务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权利。平台成为了数字经济海量数据的最大控制者。对数字经济监管的效果，受到政府掌控数据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直接影响。
基于主体不确定、外部性问题和垄断性的缺乏，数据权利化难以实现。不同级别、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门，都可能向平台请求某些数据。
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权利应当自我限缩，权利的行使应当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数据报送的对象既可能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
平台对于某些数据的报送存在一定的抵触心理，导致拖延报送。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其社会义务，权利只是义务的产物。
